醉酒者回家后離世，送行者是否應擔責？

參加婚宴飲酒過多，同事送醉酒者回家休息，醉酒者因呼吸心跳驟停死亡。醉酒者家屬將送行同事訴至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中級人民法院，要求承擔責任賠償25萬余元，法院該如何判？

案情簡介：

　　艾某與朱某、阿某、喇某、劉某、候某均系同一單位同事。2022年5月15日13時30分，朱某為女兒舉辦婚禮設宴，艾某參加婚宴與阿某、喇某、劉某、候某等10余人同坐一桌?；檠邕^程中，眾人自行飲酒，未發生勸酒、斗酒行為。當日下午16時左右婚宴結束，因艾某醉酒，阿某、喇某、劉某、候某送其回家。

　　艾某家中無人，阿某電話通知其妻巴某告知艾某醉酒情況，并按巴某要求將艾某放在居民樓前簡易床上后離開。巴某未能及時回家照料，直至19時40分許周圍群眾發現艾某躺著不動，撥打120急救電話，醫護人員到達現場后確認艾某因心臟驟停死亡，遂撥打110報警。此后，雙方對賠償事宜協商未果，巴某將阿某、喇某、劉某、候某訴至法院，要求賠償257170.70元。

法院審理：

　　法院經審理認為，情誼行為人在實施過程中，因主觀故意或重大過失未能盡到法律規定或者社會生活一般原則所要求的注意程度，從而造成損害事實，應承擔相應法律責任。即情誼行為人存在故意或者重大過失，是承擔侵權責任的充分且必要條件。

　　本案中，阿某、喇某、劉某、候某作為艾某的同事，見其醉酒，基于同事情誼送其回家，屬情誼行為，四人主觀上難以預見艾某的死亡結果，客觀上也將艾某送至樓下休息，并及時通知其妻告知醉酒情況，已盡到了一般人應盡的合理必要注意義務，不應對該情誼行為人過于苛責。

　　樂于助人是中華民族的優良傳統，和諧友善亦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體現。阿某、喇某、劉某、候某四人的送行行為與本案損害結果的發生不存在侵權責任意義上的因果關系。巴某要求阿某、喇某、劉某、候某承擔賠償責任，缺乏事實及法律依據，也不利于傳承睦鄰友好、互幫互助的道德風尚。

　　本案二審過程中，法官從法律、人情、道義的角度，積極對巴某開展釋法說理工作，讓其認識到訴訟主張應當合法、合理、合情。同時，阿某、喇某、劉某、候某表示，基于同事情誼、尊重生命愿意補償，雙方在法院主持下達成調解協議，阿某、喇某、劉某、候某自愿補償巴某10000元。本案最終達到了案結事了、定紛止爭、矛盾實質性化解的良好社會效果。

法官說法：

　　情誼行為在法律上表現為“好意施惠”，在實踐中通常是由于一方當事人基于良好的道德風尚實施行為，另一方接受幫助或實際收益。但現實中事物往往不能按照行為人的預想方向發展，有時會出現好心辦壞事的結果，更有甚者，在受助人遭受損害的情況下，可能會出現侵權之債，引發訴訟。

　　故有必要厘清情誼行為人應當承擔侵權責任的必要條件，即情誼行為人在實施行為過程中，只有因主觀故意或重大過失未能盡到法律規定，或者社會生活一般原則所要求的注意程度，從而造成損害事實，才應承擔相應法律責任。

　　在情誼行為人已盡到必要合理的注意義務時，應認定助人者不承擔責任，為助人者免除后顧之憂，切實發揮司法裁判在社會活動中的規則引領和價值導向作用，為弘揚和諧、友善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貢獻司法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