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分文化名人在“勝利大營救”后的合影。
東滘口“勝利大營救”事跡展通過大量照片、文獻與文化名人的回憶史料，重現當年壯舉。
江門原創話劇《開往東滘口的船票》再現了一段關于生死逃亡、文化傳承與人性光輝的歷史故事。
東滘漁村現貌。
中國畫作品《香港大營救》。
陳京元展示父親陳秋帆的照片。
在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紀念日前夕，一段被茅盾譽為“抗戰以來最偉大的搶救工作”的歷史，通過一場展覽再度浮現于公眾視野。8月29日，“烽火文瀾——中國文化名人大營救專題展”在中國僑都華僑華人博物館開幕，以大量珍貴文物和史料，完整再現了那段驚心動魄的文明守護之路。
時間撥回1941年12月25日，香港總督楊慕琦簽署投降書，日軍隨即貼出布告，勒令知名文化人限期“報到”，否則“格殺勿論”。危急關頭，中共中央從重慶連發急電，指令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與東江游擊隊“不惜任何代價，搶救文化火種”。一場關乎中華文脈存續的大營救，悄然啟動。
在這場跨越粵港澳、總行程近2萬里的秘密行動中，江門——這座瀕海僑鄉，因其獨特的地理位置、深厚的僑鄉網絡和廣泛的群眾支持，成為轉移路上最可靠的“生命通道”。漁民搖櫓引渡、僑商籌款濟急、百姓冒險掩護……平凡人的勇氣匯聚成歷史洪流，成功護送夏衍、蔡楚生、梁漱溟等大批文化名人脫離險境，真切展現了全民族抗戰史上的“江門擔當”。
文/圖 江門日報記者 黎禹君 通訊員 路松
絕境選點：
江門何以成為“生命通道”
在中國僑都華僑華人博物館，“烽火文瀾——中國文化名人大營救專題展”通過豐富翔實的展陳、珍貴的文物，系統還原了那段驚心動魄的歷史。
“江門之所以成為專題展的舉辦地之一，是因為這座城市在當年大營救中扮演了極為關鍵的角色。”廣東省政協文史館副主任陳宣中表示，本次展覽深度融合文史研究新成果，首次完整披露包括西線在內的多條營救路線，尤其是香港、澳門至臺山東滘口、廣州灣（今湛江）等關鍵節點，極大補充了以往敘事中的模糊環節。
東滘口——這座位于臺山都斛的小港口，為何成為粵西海上交通線的核心登陸點？臺山市博物館館員馮浩然道出其中的關鍵：“東滘口距離香港不足80海里、距澳門僅48海里。20世紀40年代，由于日軍 侵華，廣州、新會等地相繼淪陷，而臺山地區尚算安全，故只能開設都斛到澳門的航線，保持航運。”
地理優勢方面，該線路是不足80海里的“隱蔽缺口”。江門地處珠江口西岸，北接西江、南臨伶仃洋，與香港、澳門形成“三角犄角”之勢。東滘口憑借天然灘涂與潮汐規律，成為日軍嚴控主航道外的“隱蔽缺口”：退潮時船只藏于灘涂，漲潮時借水流迅速離岸。自1938年廣州淪陷后，日軍重點布防主航線，粵西支線防御薄弱，而江門 民間長期依托僑匯發展起近千艘漁船與商船，平日用于漁業與僑批運輸，戰時則悄然轉為救援的“秘密載體”。
僑鄉網絡方面，僑胞跨洋織就“保護網”。作為中國第一僑鄉，江門擁有超百萬海外僑胞，形成覆蓋港澳、東南亞的僑商與宗族體系。這一網絡在抗戰時期迅速轉化為營救資源：臺山籍美國歸僑陳孔圖經營的香港大中華酒店，成為文化名人秘密中轉站；斗山陳氏、開平司徒氏等宗族在多地設立的“僑批局”，不僅提供資金，更利用其網絡與資源承擔情報傳遞與船只協調功能。
戰略中樞方面，江門是承東啟西的轉運樞紐。根據中共中央南方局指示，廖承志、張文彬等人在香港緊急部署，制定陸路、水路兩套轉移方案。其中水路西線（從香港經澳門至臺山、江門或湛江，再轉入廣西）成為關鍵路徑。江門憑借發達的水陸網絡，承擔起連接澳門與內地大后方的“轉運中樞”職能。夏衍、司徒慧敏、金山、梁漱溟等大批文化名人，正是經此路線安全撤離。
可以說，江門以地理、人文與戰略的三重優勢，在烽火歲月中默默守護著中華文脈的星火，成為這場“最偉大的搶救”中不可替代的生命通道。
三線突圍：
“生命通道”上的江門智慧
在“烽火文瀾——中國文化名人大營救專題展”現場，一幅由廣東省政協與廣東省地圖院聯合制作的“中國文化名人大營救路線圖”首次系統公開。這張地圖完整勾勒出東、中、西三線及多條輔助路徑，清晰標注從香港、澳門經臺山東滘口至廣州灣（今湛江）等關鍵節點的真實路線，填補了以往西線敘事的空白。
江門人所鋪就的，從來不是地圖上冰冷的線段，而是一條條由勇氣與智慧熔鑄的“生命之路”。
“澳門—都斛東滘口—開平”，這是一條水路為主的“快捷隱蔽線”。此路以水路為主，利用潮汐夜行。文化名人傍晚自澳門碼頭上船，趁潮北行，翌日黎明即抵臺山都斛東滘口灘涂。登陸后暫歇都斛鎮，次日繞行臺城，第3日抵三埠，第4日至開平，第5日傍晚即達肇慶。
這趟行程主要靠坐船，既能避開大片被日軍占領的區域，又能減少在日軍崗哨接受檢查的時間，是當時速度最快、也最隱蔽的撤離路線。夏衍、梁漱溟、范長江、司徒慧敏、蔡楚生、金山、王瑩、郁風、金仲華、沈譜等多位文化名人，就是通過這條路線成功脫險的。因此，江門需要提前做好與海上各方勢力的溝通協調工作，才能確保一路上的安全。
“澳門—石岐—江門市區”，這是一條借道淪陷區的“偽裝通行線”。此路由澳門關閘登陸，經公路至石岐，轉小船入江門，宿于江門大酒店。次日換船至北街，再陸行抵白石，傍晚渡江至棠下歸僑招待所歇腳，第3日夜越鶴山直達肇慶。
這條路線要經過中山、江門等日軍控制的據點，必須準備好“良民證”“通行證”，還要接受數道關卡的搜身，風險最高，但也因為路上行人多、人員復雜，容易混在人群里通過。葉淺予、戴愛蓮、羅寄梅、盛舜、許遲、薩空了、華嘉、謝加因等20多人，就是靠這條路線脫離險境的。當時澳門正鬧糧荒，很多老百姓也沿著這條路回老家，客觀上給文化名人提供了“和老百姓一起走”的掩護。
“澳門—崖門—三埠”，這是一條服務國際友人的“特殊保障線”。該路夜間發船，經崖門轉入銀洲湖北上。首夜休于貓山麻風院（加拿大神父駐守，方便外語溝通），次日宿天亭村，再步行至石咀碼頭，轉輪渡赴三埠，終抵柳州。
這條路線有快艇護送，沿途戒備很嚴密，外國人士和國民黨高層人員多沿此進行轉移。波蘭裔記者愛潑斯坦偕同美、英、荷等國領事、記者及國民黨要員共80余人，正是沿這條“特殊保障線”輾轉至重慶。
或借潮汐夜航，或化裝穿隙，或武裝護航，只為在日軍嚴控之下拓出希望之路，3條路線策略迥異，卻同樣凝聚著僑鄉人民的膽識與智慧。
微光匯聚：
“生命通道”的守護者群像
“在黨中央及周恩來同志的指揮下，這場秘密大營救可以說是歷史的奇觀，體現了黨和部隊與愛國民主人士、文化界人士血肉相連的親密關系，對發展和鞏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起了重大作用，在國內外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這是當時組織營救工作的東江游擊隊領導曾生在回憶錄中的論斷。
在這場“最偉大的搶救工作”中，江門人以其特有的勇敢與智慧，成為這場救援行動中不可或缺的力量。他們之中，有深入虎穴的地下黨員，有傾囊相助的僑商賢達，更有無數默默無名的百姓。這次大營救，不是少數人的“英雄獨角戲”，而是無數普通人用勇氣與熱血織就的“安全網”。
作為營救行動的“主心骨”，江門籍地下黨員憑借經驗與勇氣，開辟路線、應對危機。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外事組”組長李少石緊急參與高層部署，統籌多方救援力量；陳秋帆（臺山籍）以家族酒店為掩護，機智周旋于敵特與海盜之間，護送大批文化人安全撤離；經驗豐富的保衛工作者李筱峰（臺山籍）隱于文化人隊伍，一路護送茅盾、鄒韜奮等穿越封鎖；黃日東（臺山籍）則在深山改建接待點，以“假地雷”智退日軍掃蕩，守護藏身之士。
依托僑鄉優勢與社會關系，江門籍僑商、民主人士成為營救行動的“后勤官”，以資金、物資與人脈破解轉移難題。愛國僑領陳孔圖（臺山籍）香港獨資創辦了大中華酒店，后被中共地下組織選作“文化名人大營救”西線行動的臨時指揮部和秘密匯聚點，成功協助宋慶齡、何香凝、柳亞子等大批文化精英從香港安全撤離；馮祝萬（鶴山籍）利用人脈籌取通行證、調撥緊缺藥品，為脫險者雪中送炭；陳滿（新會籍）冒險護送因高燒滯留澳門的愛潑斯坦，憑“運鹽船”與假證明闖關日軍檢查站，保全國際友人安危，為后續的安全轉移奠定了堅實基礎。
漁民、僑商、鄉鄰等普通江門人，以最樸素的家國情懷成為營救行動的“末梢力量”，書寫了普通人的非凡擔當。例如，開平婦女領袖方玉蓮，以雜貨店為地下聯絡站，掩護無數同志過往停留；交通員李健行（臺山都斛人）連夜引船接應，帶文化名人潛行蔗林、避敵巡邏；趙其休（新會三江人）調度快艇、安置外賓，親自徒步20里護送登船，默默完成一次又一次的“最后一程”。
他們沒有留下多少名字，卻共同照亮了一個時代。正是這些平凡的微光，匯聚成穿越烽火的文化星河。
文脈永續：
“文化守護”的江門答卷
江門在這場大營救中完成的，不僅是一次驚心動魄的“救人”行動，更是一場守護中華文明血脈的“文化捍衛戰”。安全撤離的文化名人，日后多數成為新中國文化事業的奠基者；而被成功護送的文稿、手稿和電影器材，也為中國現代文化史保存了珍貴的火種。
文化名家的“江門印記”——
安全經江門撤離的夏衍，在此次經歷中更加堅定了文化報國的信念。他后來支持拍攝了《祝福》《林家鋪子》等影史經典，并積極推動北京電影學院的籌建與中國高校電影學會的成立。
蔡楚生在臺山都斛短暫停留期間，被當地漁民冒險護送的場景深深觸動。這段經歷融入他其后的創作，電影《一江春水向東流》以家庭悲歡折射抗戰時期的民族苦難，1947年上映后引發廣泛共鳴，成為當時國產片的票房巔峰。
文脈傳承的“江門滋養”——
“在這次展覽展示的這場中國文化名人大營救中，有10位被營救的文化名人來自江門，他們分別是黃新波、李少石、司徒美堂、胡蝶、戴愛蓮、黎民偉、劉思慕、司徒慧敏、盧敦與關文清。”江門市博物館副館長張一知介紹。
除了上述文化名家，更多文化人士將“江門記憶”融入后續事業，為中國文化發展注入持久活力。例如，戴愛蓮通過這次轉移深入中國鄉土，其后在采風與創作中充分融合本土元素，開創中國現代舞“民族化”的道路。司徒慧敏則成功將一套電影錄音設備護送至后方，并用于長春電影制片廠錄音車間的建設，為新中國電影工業早期發展打下基礎。
紅色記憶的當代傳承——
為展現我市紅色基因，臺山市2023年打造“勝利大營救”主題展覽。走進位于東滘口的“勝利大營救”事跡展，這里通過大量照片、文獻與文化名人的回憶，重現當年壯舉。市民游客紛紛走進其中，重溫紅色歷史，感悟紅色精神，傳承紅色基因。
活化利用。2022年以來，都斛鎮以東滘漁村為抓手，實施臺山都斛“勝利大營救”粵西海上交通線及東滘口登陸舊址保護修復與活化利用項目，復原登陸碼頭、修建觀景瞭望塔、布展東滘口“勝利大營救”事跡展等，深度挖掘紅色文化資源，全面提升東滘漁村品質風貌和價值。
活動助力。記者梳理發現，近年來，弘揚和傳承“勝利大營救”精神活動在臺山并不少見，除了臺山東滘口紀念地“大營救勝利80周年”主題活動、“潮涌東滘口 星火耀九州”中國文化名人大營救勝利80周年展外，還有南粵古驛道定向大賽（江門·臺山站）暨臺山都斛東滘口勝利大營救文化之旅活動等，推動了這段歷史走進公眾視野。
“越來越多的人通過展覽和活動，了解了東滘口在大營救中的光輝歷程。”都斛鎮黨委委員毛穎鳳說。
這場歷時近200天、成功撤離800余人的秘密大營救，無一傷亡、無一被捕，被茅盾譽為“抗戰以來最偉大的搶救工作”。80余載光陰流轉，伶仃洋的潮聲依舊，當年的漁船與燈火早已隱入歷史，但江門從未忘記那段烽火歲月——記憶被寫進書籍、刻進石碑、融進一代代人的講述中。
海風拂過東滘口，穿過展覽廳，也輕輕吹進每一個來訪者的心中。它訴說著一段由微光匯聚成星河的歷史：那是漁民搖櫓的臂膀、僑商募捐的善款、百姓無聲的掩護，是一個個普通人以非凡勇氣守護文明火種的宏大敘事。
如今，“勝利大營救”的故事仍在僑鄉傳頌。臺山東滘口舊址的修復、主題展覽的舉辦、紅色文化線路的開發，都在不斷喚醒這段記憶，讓更多人讀懂——平凡人挺身而出的擔當，才是民族最深厚的力量；而對文化與希望的守護，永遠不會被時代遺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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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勝利大營救”重要功臣陳秋帆之子陳京元：
“我的父親是 一位無名英雄”
談及80多年前那場跨越粵港澳、輾轉兩萬里、成功營救800多位文化名人和民主人士的秘密大行動，“勝利大營救”重要功臣陳秋帆之子陳京元語氣中充滿感慨與敬仰。
“父親作為一名黨的地下工作者，堅決執行黨的指示，協助大量文化人士安全轉移，為革命事業貢獻了重要力量。”陳京元說，“父親一生隱姓埋名、默默奉獻，是一位真正的無名英雄。感謝黨和政府一直沒有忘記這段歷史，讓他的事跡被更多人知曉。”
陳京元還特別提到，近年來，臺山市積極建設紅色教育基地，融合教育、旅游與體驗功能，有效推廣了本地紅色文化。他表達了自己多年來的心愿：“我一直希望在臺山為父親建立一座紀念館，可惜如今力不從心。”他寄語，希望以其父親陳秋帆為原型創作的小說能夠順利出版，以此告慰先人，延續這段珍貴的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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